南京为帝国南方辐辏之地，经济、文化和政治中心。这印书坊扎根南京，不知靠着谁的路子，竟然在两个月内将销售渠道铺遍大江南北，最远的竟然卖到广西、福建等地，姚弘谟听说这冯东家每天搬银子到搬到骨软手麻。
这印书坊和主流印书坊走的不同路子，那些印书坊虽然眼红，但不伤根本。评话出来后，砸的却是好多南京读书人的饭碗。这些人举业不成，要么做婚丧嫁娶的司仪清客赚些外快，要么写词话、小说给印书坊借以牟利。这市场被清流印书坊一冲，谁还看那些所谓词句高雅，佶屈聱牙的作品。
各家书坊被清流书坊的手段吓阻，不敢反抗。这些读书人却没什么顾忌，不免呼朋引伴，将清流书坊视作仇雠。
先是在各类文会中大加指斥，说些清流书坊印的书“有辱斯文，腥膻满纸，只配卖给贩夫走卒、引车卖浆之流”等等言辞。
时间一长，南京几个沽名钓誉、卖法养交的所谓生员“领袖”也开始注意到此事。他们找到冯邦宁，个个鼻孔朝天，要让清流书坊赞助些“文会”之资。冯邦宁哪里能把他们放在眼里，险些把他们扔出去。
其实，冯邦宁以往被奉承惯了，还真是不知道这些读书人的厉害。明中后期，大量的读书人已经变质为“文氓”。他们呼朋引伴，结为党羽；捏造歌谣、兴灭词讼。以直言论天下利病自诩，虚谈要誉；以奔趋谤议为良图，威胁县官。在公门之内、士林之中，形成了绝大一股势力。
因为他们把持着学校管理和士林评议，而“文教”作为地方官考核非常靠前的一条，所以官员轻易不敢得罪他们，免得被他们搞臭名声——结果恶性循环，有些小地方甚至被这些人把持了地方政权，地方官要么做傀儡，要么和他们同流合污，沆瀣一气。
这些人见书坊没将他们放在眼里，哪能轻轻放过？不免鼓动清议，没本事的将揭帖到处乱贴，有本事的将片子和状纸到处乱投。先是应天府、继而按察司，都被冯保按住了。
姚弘谟此人和南方士林来往较多，最近听到不少风声。他本以清流自诩，对印刷、文化业关注较多，算是南京城内高官里边和这帮人接触多的。故而收到不少请托，让他帮忙收拾清流书坊。
但他那时候在太常寺，这出版业不归他管。在不同场合鞭挞了清流书坊几句，也未起作用。后来，不知为何，竟然被寻了小过，参奏一本，降了半级——此时他还不知道是谁要收拾他。
他到了国子监后，事情已经发展到国子监里面的不少监生领袖鼓噪闹事，要让地方查封清流书坊。应天府移文过来，请他严加管束，不许学生骚扰地方，嘱托公事。
姚弘谟见了移文，气个半死。自己跑到应天府理论，意图给国子监学员张目。应天府尹杨成原为广西布政使，哪里瞧得起他，打了几个哈给而已。
姚弘谟不得要领，只能生闷气。结果没几天功夫，李秀山的信就到了，说的很客气，就是让冯邦宁来见见他，请他给个面子拨冗相见。姚弘谟这才知道这清流书坊是李秀山罩着的，联系到自身降级之事，直抽凉气。
姚弘谟想自己去见李秀山解释，一是李秀山未必见他；二是被人看到自己结交中宦，他清流的脸还要不要了。没奈何，只能以四品之尊见冯邦宁，想借机点他几句，把自己以前打压清流书坊的篇儿翻过去。
冯邦宁已知这帮人厉害，兼之被冯保骂了几句，所以姿态摆的极低。磕头响不说，刚才姚弘谟摆架子把书扔在地上，他也都生受了。
此时听姚弘谟评价《岳飞传》有辱斯文，冯邦宁闻言干笑道：“大人的评。小的没读几天书，只是喜闻乐见些快意恩仇之事，故而这书编的俗了些。”
姚弘谟听了“快意恩仇”四个字，忙把自己身上的酸气和架子通通收了。半倾身子，温言笑道：“好个‘快意恩仇’，冯东家说的甚好。本官虽然是读书人，行侠仗义，慷慨悲歌之士吾也甚神往之。哈哈！”